形而上学的功过是非—一个政治学的视角

形而上学的功过是非—一个政治学的视角

韩月香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法政学院，广东广州

摘要：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传统中最重要的一种思想资源，相信世界的二元结构，严格区分本质与现象，认为知识来自于对事物本质的探索、冥思和玄想，真理具有永恒性、不朽性、超验性，它指导并规约着现实世界的一切。现象则是本质世界的“摹本”，它变动不居，千差万别，永远处于流变之中，是不真实的，不确定的，虚假的，人们的感性认识只是一种“意见”，不是真知。超越表象，追求永恒，这是形而上学的基本精神气质。在这种思路下，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出来建构主义和演进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进路，建构主义带来的悲剧后果渊源多于演进主义，学术界应该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形而上学的价值在于它的永无止境的追求精神，它的值得警惕的地方则是思维和理论上的独断。

1 形而上学的理论图景

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思想的核心与支柱，这一思想传统渊源，与古希腊哲学密切相连。那么，以古希腊哲学为核心的西方形而上学，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理论结构呢？

西方哲学起源于人“对于自然万物的惊异”[1]，为了挣脱原初生活的蒙昧、无知和被动状态，人们在适应现实和改变现实的过程中，不断提出问题，不断探索，不断求解，因此，这种惊异并不是偶然的，哲学从一开始就在努力为人寻找安身立命的生存根基，这是一种试图超越感知、超越当下、建构

纯粹本质世界、求索普遍的、必然的规律性的形而上学追求。

“形而上学所研究的是自然万物的基础、根基或最高原因，所以，相当长的时期内，形而上学被看做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根据和前提，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2]，所以，形而上学也是一门起源于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至上学问，在求知的理性驱使下，生命需要某种无限性、超越性的依托，因而，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就热衷于本体论的思考，试图探索现象之后的说明事物本质的终极实在，试图揭示关于世界、关于万物的终极真理。

与其它古代文明或文化相比较，古希腊哲学的特点非常明显，那就是热衷于追问万物的始基，泰勒斯的水是万物的本原之说，是古希腊哲学家们从经验中思考万物生长原因的开始，当他提出水是万物本原时，他便否定了感官对象的永恒性和自在性，所以，“米利都学派的思想价值不在于揭示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而在于告诉人们自然向人们直接呈现的样子，并不是它的本来面目，自然究竟怎样存在，隐含在那个隐蔽的‘存在’里面，只能运用思维，才能加以把握。这样就把人们的认识由现象世界引向了一个真正实在的世界”[3]，这就是古希腊哲学对外在现象的形而上学审视。

在本原说的形而上学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古希腊出现了群星璀璨的人类早期文明最辉煌的思想景观，其中，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最为引人注目。

巴门尼德对以从“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和以“非存在”为对象的“意见之路”做出了区分，他认为“‘存在’是永恒的，从不产生，永不消灭，完全同一的”[4]，并明确了超越性的“存在”与经验事物的不同。这样，巴门尼德就建立了最早的“存在”与“存在者”二元区隔的形而上学论证方式。

到柏拉图那里，通过“理念说”，把世界划分为一个理念世界，一个现象世界，形而上学的二元结构更加清晰了。理念被看成是“原型”，感性对象被看成是“影像”或“摹本”，是对理念的“模仿”，从本体论层面看，感性事物的性质变化，源于理念的在场或离场，超越于现象之上的“理念”，是以更加隐含的、先在的、本质的方式，影响并分化着现象世界。

亚里士多德运用形式逻辑，推演“存在之存在”的“第一哲学”，正如存在是存在的各方面和各种性质的基础、根据一样，第一哲学也是所有科学知识

的基础和根据，它是研究“本体”自身的性质、原理和原因的一种学问。亚里士多德从事物的生成活动的内容结构和变化过程的角度阐明了“质料”与“形式”、“潜能”与“现实”的二元关系，“存在完全具有本质的品格，本质是构成个别形体的唯一根源”[5]。

从词源学上说，形而上学这个词metaphysics，由物理学physics前加上一个前缀meta组成，这里的物理学不单单指物理学科，而是代表整个实证科学体系，可统称为自然学，前缀meta则代表一种超越性，超越自然学科之上，面向永恒，追问终极实在、终极真理和终极原因，很明显，这种永恒、不朽的终极性与超越性，与神的特质别无二致，所以，古希腊形而上学与基督教神学，从逻辑结构、神学风格上说，是相辅相成的，宗教神学的影响与传播，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影响与传播。可见，本体论的二元模式的形而上学，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源远流长，一脉相承，追求至上、追求超越的形而上学精神品格，影响并型构着西方社会的每一个方面。

2 柏拉图形而上学的政治图景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古希腊最具形而上学特色的政治理论体系，是哲学思辨思维在政治学中的典型表现。

根据柏拉图形而上学理念论的逻辑，现象世界的一切都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那么，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不例外，，也是绝对实在----理念的一种表现形态，因此，政治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按照政治理念的绝对智慧，来建构人间的一切秩序。

苏格拉底一直强调，我们必须把真实看得高于一切，柏拉图遵循着老师的教诲，通过高于一切的至上者理念的哲学思辨，在其《理想国》中，描绘了他认为最完美的政治图景。

首先，理想国的社会结构。柏拉图依据上天造人时分别使用的金、银、铜、铁不同材料的理论，认为一个完美的社会应该分为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者三个等级，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相应的品质，统治者必须拥有智慧和能力，军人则要求勇敢，二生产者必须节制，“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6]，这就是正义了，当生产者、护卫者、统治者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互不干扰时，便有了正义的国家。相反，如果三个等级互相代替或互相干涉，这就是不正义，国家将会因此而毁灭。

其次，理想国的家庭结构。在理想国中，女护卫者应该归男护卫者共有，任何人不得组成一夫一妻的家庭，婚姻由国家安排，因为只有掌握政治的绝对真理的统治者，才知道什么样的家庭和婚姻才是最符合理念本质的。理想国里，最好的男人应该与最好的女人结合，其下一代由国家哺育成人，自己不能养育自己的子女；最坏的男人与最快的女人结合，他们的子女不予以哺育。同时，理想国还规定了不同年龄的人要做什么样的事，这一切均依赖于那个最正确的理念，因为柏拉图认为，只有按照理念去生活，才是美好的人生，才是事物本质的体现。

再次，理想国的经济结构。由于理念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本质，如果真正分有这样的理念，那么，每个存在者的独有私己的东西，只不过是片面的、纷乱的现象而已，与理念世界相比，不仅不重要，反而会成为走向智慧本身的牵绊和障碍，所以，柏拉图认为，人类社会的争分、混乱和矛盾，就是人们过于执着自己的一己私有而造成的。基于这一形而上学逻辑，理想国否定私有制，主张公有制，不仅经济财物要公有，就连子女、妻子也要公有。

最后，实现理想国至善的途径。这个所谓的理想国能实现吗?柏拉图说，诚然，在各个方面都实现是困难的，但是，人们可以发现或建立一个非常接近于理想国的国家。在他看来，善的理念相当于太阳，真理源于善，就像光线源于太阳一样；知识（正义、美等）相当于事物，它们起源于善，就像万物受太阳哺育生长一样。那么，哲学家就是不断趋近于智慧和善的人，他们能够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不会被形形色色的多样性所迷惑，他们聪明、大度、温良、勇敢、强记，亲近真理，所以，只有这种人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国家才能走向正轨。

哲学王是善的理念的体现者，是真理的再现，这样的统治者所做的大事只有一种，即教育和培养。他主张，真正的立法者不应该把力气花在制定法律方面，因为在秩序不好的国家里，法律不会起作用，在秩序良好的国家，根本不需要法律。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得以实现的保障性条件就是人：哲学王以及通过哲学王的教育和培养越来越多明白善的理念的人。这就是柏拉图形而上学思路下“人治”的路径。

3 政治哲学的建构主义和演进主义

在形而上学的建构中，古希腊哲学家们都不余遗力的在思想和理论层面，极尽思辨之能事，各自展现了他们形而上学的非凡智慧，探究实践万事万物的奥秘，必须超越感性世界，向理念世界攀登，走形而上学的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古希腊思想家们的分歧不大。但是，人类如何才能通达最根本的善，在实践层面的路径选择中，却南辕北辙，泾渭分明，这种分歧直接影响了西方思想界的最基本的两种哲学知识论论证。

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有两种：第一是建构主义的思维路径，康德称之为“理性为自然立法”，这是一种超验主义的情思，以柏拉图为代表，他说，心灵被理念的阳光唤醒后，人的超验理性就出现了，人类的理性就成了认识世界的唯一可靠的知识来源了。建构主义哲学信赖人的理性，相信世界的可知性，通过努力，人们最终可以探求到世界的最后秘密，可以找到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第二是演进主义的思维进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英国经验主义思想则是这种思想的最主要传承者。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古希腊的另外一部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在其中，亚里士多德没有对形而上学的纯思辨理论着墨太多，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他对城邦公共善的论证，他主张城邦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寻求最高的、最广的善。除此之外，大量的文字是用来探讨政体的形式问题，他所总结的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以及各自相应的变体形式僭主制、寡头制和平民制，是对当时多数城邦国家实际政治体制的观察、分类和归纳的结果。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政体不过是试图阐明据以改革任何现存政体的设想和选择，由于最好的政体假定了各种因素的罕见结合，它在现实中极难出现。亚里士多德最为重要的主张之一，就是他主张要尊重人类状况中的那些固有的局限，反对强制的对人性的改变。因为人人都有缺陷，因此，他并不相信人的统治，在“人治”与“法治”之间，他更倾向于法治，认为外在规则对一个可欲社会的建立，非常重要。在它看来，“公民团体”和中产阶级实现最好政体的重要保障，这是最早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主张者。亚里士多德不回避现实、承认并接纳缺憾，在这种前提条件下，文明的演进和社会的改变，只能是一个逐渐改良的过程，人们不得不选择渐进主义的思路。这些洞见性和犀利性，为西方政治学

开辟了新的转折点。

基于经验而不断演进的人类改善路径，英国的发展历史最具代表性。英国是通过习惯法的健全逐渐取代君主法庭（royal court）和宗教法庭（church court）而形成的一种习惯法体系（case law），这是case by case方式的、渐进的累积过程。哈耶克把这种社会秩序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其基本条件是：（1）扩展秩序必须是自发形成而不是人为设计的；（2）扩展秩序有能力扩展自身。前者为演进原则，后者为开放原则。演进主义哲学不相信人的理性的无限性，不认为人有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世界是不确定的，人类的智识也是缓慢演进的，没有人（或者任何一群人）能够把握指导社会行动的全部信息或知识，“正是因为每个人知之甚少，而且也因为我们甚少知道我们当中何者知道得最多，我们才相信，众多人士经由独立的和竞争的努力，能够促使那些我们见到便会需要的东西的出现”[7]，作为20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经纬编织者”，哈耶克一直警惕建构主义的危害和灾难，他把建构主义斥为“理性的狂妄”，把惟理主义者称为“致命的自负”。

历史与现实，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都一再表明，人们永远无法判定哪个概念、哪个理论在终极意义上是正确的，是符合作为某种“永恒实体”的某条规律的。也许，就算世界上存在这样的超验实体，受制于人的理性的有限性的约束，“正确”说到底，也只能是一种社会的约定（convention），是后果论的合乎情理。合乎情理是一种弱的知识要求，这个要求本身已经说明达到本质的知识的形而上的伟大努力，虽然不能低估其精神上的可贵性，但是，在社会意义的终极结果上，可能是无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思想认知，并有权发声；同时，任何人，特别是普通人的理论都有可能是错的；同样，任何人，尤其是权威人物又有什么根据称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又怎么保证他们能直达真理本身呢！其实柏拉图也有这样的疑惑：“你凭什么探讨你一无所知的东西？就算碰巧遇见了他，你又怎么能够知道，那就是你本来不知道而想知道的那种东西呢？[8]”

任何理论实际上就是对历史对现实的一种解释，是一种logos,人们能够说出各种logos，但无法知道哪一种是真正的logos, 一种logos意味着一套解释的理由和标准，关于什么样的logos才是真正的logos的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进一步的解释而已。有

一个故事可以表达人类的知识困境，故事说一个人在路灯下寻找遗失的东西，理由是路灯下是唯一能够看清楚的地方。但是如果把这种无奈引申为凡是在路灯下所能够找到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或者能够完全替代我们要找的东西，那无疑就是理性的狂妄了。其实这个故事并不愚蠢，只是无奈，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无奈，是人的有限理性的无奈。

按照柏拉图的形而上学逻辑，哲学王代表着真理，因此对统治者加以限制或者保护人们免受他的侵害，这在着逻辑上是矛盾，是不能自洽的。因为理念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正确的世界本质，哲学王又是理念的知晓者、掌控者，所以真正的自由就是绝对的服从。由此，已经不难看出，

4 形而上学的思想价值

为什么西方最先走进近代化？为什么西方为人类文明的推进，做的贡献最多？为什么科学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中国或者其他文化体系中？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和理论多如牛毛，解释和分析也多种多样，但是，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两个层面的问题：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文化构想问题。在西方文化中，上有“终极追求”，下有“利益保护”，也就是说，在彼岸世界有超越性追求、心灵慰藉、灵魂救赎，在此岸世界则有利益保护、肉身依托和精神安顿，这样的环境、条件和文化架构是非西方文化所不具备的。

如果没有至上性、终极性的假设、信仰与追求，很难想象人类文明会是我们看到的这种走向。西方文化的根基是两希文化，古希腊文化建立并确信了一个由永恒的第一动因推动并决定着宇宙秩序和规律的“理念世界”，而希伯来的信仰文化则以宗教神学的形式，给人们提供了上帝、造物主创造了一切并主导者一切的信条，而这样的宗教神学与古希腊形而上学并不矛盾，虽然风格不同但逻辑相通的两希文化汇合而成的西方文化传统，使人们相信，此岸世界是有限的，彼岸世界却是永恒的，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来自于神的恩典与救赎，只有灵魂得救的人才能进入天国，才能不朽。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语词系统虽有不同，但是，在理念世界与上帝之城的逻辑中，都内含着对超越、永恒、不朽与救赎的求索、追寻、探微的精神和执着，不满足于此生此世的有限，不停留在人伦日常的柴米油盐，不驻足于表象世界，生活与生命的格局不能仅仅停留在肉体感性的“实用理性”层面，这种深入骨髓的精神指向，让探索、研究能够有足够的神圣力量，超越时间和空间，在代际传递和空间扩展中长盛不衰，其科学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文化特色具有包容性、多元性，其出世和入世的精神与世俗的受用性、受益性相得益彰，这是其他文化体系难以比拟的。如果没有古希腊哲学形而上学的加持，很难获得这种文化优势和精神气质，这一历史功绩不能抹杀。

西方近代突飞猛进的发展，除了信仰文化的巨大影响，世俗社会的有效保护制度也功不可没，或者说，正是信仰文化，才导致了世俗社会的有效保护机制的创立与健全。

依据形而上学的逻辑，理念世界或者造物主创造的世界是至善至美、十全十美的，禀赋、资源、能力、财富都会公平、合理的赋予被造物，尤其是人身上，所以，每个人的才干和财富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世俗社会有义务给予有效的保护。承认每个人的利益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是西方国家尤其是新教国家政治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人定的法律法规必须符合这一神圣的原则，以保护个人的利益为旨归，沿着这一逻辑，有利于人们发明创造和创新的制度就纷纷出台并有效实施，由于信仰文化的影响和世俗制度的相得益彰，思想的自由和独立成为社会的普遍氛围，诸国林立的欧洲使得异见者可以容身，大学成为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摇篮……近代文明发展必然狂飙突进。

5 结语

长期以来，形而上学本身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是至高无上的，非常被人看重和敬重，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形而上学是“第一哲学”，是所有科学知识的基础和根据，它是研究“本体”自身的性质、原理和原因的一种学问。正因为如此，在几千年来的文明进程中，西方人一直热衷于形而上学的追求，把它看作是最高尚的学问，西方哲学与西方思想，一直坚守在形而上学的建构和精神感召中，只是到了现代，才有了所谓去本质化、去中心化、去魅化的各种哲学思潮，但是，对于去本质化的现代西方哲学而言，本身又落入了某种本质化的话语中。可见，形而上学影响力之大，真的难以估量。可以说，形而上学就是人类从蒙昧走向光明的主要推动力，如果没有古希腊形而上学，就不可能有今天如此璀璨辉煌的现代文明成果。但是，形而上学在这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却被马克思主义，或者东方马克思主义的说教，大大低估了，甚至是把文明的关系给颠倒了，这些理论迷思必须审慎清理，小心剥离。

形而上学的思想价值是巨大的，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实践上，却不如思想层面那么熠熠生辉，功勋卓著，相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无数的政治实践里，理想国式的政治实践却令人无比沮丧，祸端连连，悲剧甚至惨剧频频上演，给人类带来的是巨大的悲怆和损失，从这个层面说，形而上学又有难逃其责的“过”。为什么会出现卡尔·波普尔所说的“乌托邦主义者即使怀着最美好的愿望在世上建立天国，也只能造出一个人间地狱----一个只有人才会为其同类准备的地狱”呢[8]？面对这样的“天问”，理论界不能充耳不闻！